电价调节政策

司法权运行既有权力运行的一般规律，又有特殊规律，其最显著的特殊规律是行使(运行)的独立性。

总之，如果说建立公正高效权威文明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是司法体制改革的终极目标，提高司法公信力是司法体制改革的近期目标或阶段性目标，那么，建立和完善司法责任制则是实现司法体制改革目标的必由之路。在此情况下，法官缺乏职业荣誉感，社会公众对法官这一职业也难以形成认同和尊重，导致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低下，甚至导致司法信任危机。

(2)疑难、复杂且在社会上有重大影响的。20世纪80年代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法庭就属于这样的审理者。另一方面使司法权按照既定的权限和程序启动和运行，并且以民众看得见的方式行使，提高司法权运行的公信力。这种责任实际上是一种角色义务。(3)涂改、隐匿、伪造、偷换和故意损毁证据材料的，或者因重大过失丢失、损毁证据材料并造成严重后果的。

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作为治国理政主体的国家机关，必须依照宪法法律行使职权，严格公正依法办事。然而，一个时期以来，学术界在司法规律是什么、有哪些规律的问题上众说纷纭，难以形成共识。然而相关规范设定所列举的非正常人情规避措施,在规制内容上未能厘清财产性利益与服务性利益，在设定方式上也未能将列举式规定与概括式规定结合使用。

相关禁止性规定中大多指向常见的财产性利益，较少涉及服务性利益。（二）完善非正常人情禁止性规范 完善非正常人情禁止性规范即指就相关规范性文件中的禁止性规范从规制内容到设定方式皆予以充实完备。另一方面，将概括式规定与列举式规定共同作为规范设定形式。[40]罗豪才、宋功德：《软法亦法：公共治理呼唤软法之治》，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36页。

[37][美]诺内特、塞尔尼兹克：《转变中的法律与社会迈向回应型法》，张志铭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72页。最终使得该类规范设定在实施过程中，要么流于形式，要么因其模糊性、不可测性而难以适从，束缚了应有的正常人情往来。

可参照《海南省财政厅办公室关于省第七次党代会和五一端午两节期间严防四风问题反弹的通知》第1条之各级领导干部不得互相吃请，换届选举后不得搞弹冠相庆，无论用公款、私款一律禁止明确规定，将私款送礼一并纳入监察范围。明确规定领导干部无正当理由、未经正常程序，不得任意调职本单位员工。一方面，就监督事项而言。既有规范设定多限于禁止挂靠亲属和其他特定关系人，该类禁止系形式意义的人员排除式规定，指向明确但也存在不少模糊边界。

一方面，就禁止排挤而言。（一）拉拢干部对抗组织审查 该类情形即指将集团内的大小干部交结成为自己的亲信，建立起信息屏障，进而通过互通信息、转移或销毁证据、互相包庇和开脱，甚至动用相关力量干扰和阻碍对案件的查处[23]，其实质也是领导干部党内政治生活异化的表现。应在原则性不可诉的前提下，将纪检监察申诉设定为主要救济途径。（一）假托风俗习惯形式 该类形式即指送礼者依托节假日或婚丧嫁娶等风俗习惯形式送礼而与正常人情礼相混淆。

既有规范设定大体上仍属于传统职能部门封闭式监察方式，可将之逐步转向为新兴开放的公共管理与广泛的公民参与相结合的[40]开放式治理型监察方式。（一）设定干部交结监督规范 干部交结监督规范即指从监督事项到监督方式，就干部结交所涉监察活动予以具体指引的行为准则。

上述规定中所涉婚丧嫁娶之大操大办、事宜从简、铺张浪费的标准并未予以明确量化，至于假托该类特殊人情礼名义行非正常人情之实，则更是无清晰评判要件可循。（二）排除异己封锁消息流通 该类情形即指排挤不愿意进入山头的非亲信人员，并通过孤立甚至非正常程序调离等方式使其边缘化，从而无法获知山头内部信息。

现实中则存在领导干部绕开该禁止规定而挂靠他人名义以隐藏所涉非正常人情，甘肃省酒泉市政协原主席杨林受贿案中将受贿得来的商铺和住宅全部以他人名义登记[21]堪称该类形式的典型。一方面，婚丧嫁娶之特殊人情礼识别标准过于原则化。固然由前述各类监察主体主导相应监察工作，但在监察过程中应以领导干部所在单位干部群众为监督骨干，充分听取其各类意见、建议乃至举报，并逐一调查核实。[15]孙文恺：《社会学法学》， 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128页。《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第53条第14款就公务员从事或参与营利性活动，在企业或者其他营利性组织中兼任职务予以了禁止性规定，《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第27条也明确了相应的处分规范。因山头所呈现出的高度组织性与嵌入性，使得所涉内部信息较为闭合。

追责方式应以预防式警告、训诫乃至调离直接责任人为主，若造就既成事实及严重、恶劣影响者则施以事后惩戒。《中共中央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第36条强调要健全反腐倡廉相关法规制度体系与监督机制[5]，其中腐败源头监察命题即是完善相关体制机制的关键环节之一。

秩序的存在是人类一切活动的必要前提。规制该类隐身敛财方式的既有规范设定更多地指向公款违规使用问题，较少关注私款送礼问题。

[37]基于前述假托风俗习惯、网络送礼、挂靠他人名义之3类隐身敛财行为，可分别设定相应的监督规范而在规则层面充实监察防范手段。通过网购、扫二维码找到网店兑换礼金[18]与山西省政协办公厅机关党委副主任科员邢艳军在其组建的公务员培训群中索要红包[19]即为典型的网络送礼。

也不得违反公平、公正、公开原则，在薪资调整、职级职位评聘、人事考核等活动中针对部分员工设立特殊限制性要件。再如，《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83-85条虽就正常人情予以了限定，但严重影响公正、在社会上造成不良影响、明显超出正常礼尚往来的礼品、礼金、消费卡之非清晰规定，往往使得该类限定同样流于形式而难以执行。就领导干部之间及体制内人员之间的人情交往，主要以所在单位及上级监察部门监督为主，特别针对各级各部门的预算执行情况、预算外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情况进行稽核检查，以切实杜绝公款送礼情形。相应监察活动应以日常检查为主、突击检查为辅，以工作现场调研式检查为主要手段、报表档案文献式检查为辅助手段。

例如，《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83条、《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严禁党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公务活动中接受和赠送礼金、有价证券的通知》第2条、《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国内公务活动中不得赠送和接受礼品的规定》第3条之规定皆就礼金、礼品、消费卡等财产性利益予以了规定，但未涉及娱乐健身等服务性利益，从而遗留了一定的查处漏洞。[32]从而导致正常的组织人事规则被严重破坏，在削弱干部队伍素质能力的同时，也降低了领导干部的社会认同度。

应具体从监察主体、监察过程和责任追究这3个方面展开。被排挤员工则当恢复原有工作、职级并补发相应的工资福利待遇。

近年来，中央纪委监察部在反腐制度完善建设的过程中，已开始关注该类新情况新问题[17]。另一方面，就救济途径而言。

法律必须服从进步所提出的正当要求。仍有不少领导干部热衷于拜码头、搭天线[26]，积极尝试在集体组织内部形成错综复杂的利益连接圈、人情世故圈[27]。则可参照上一年度所在地区职工年平均工资来分别设定每人次非宴请人情礼的送礼价值数额上限和领导干部每年度收受非宴请人情礼的价值数额上限，进而从送礼与收礼两端皆对人情礼予以明确量化规制。相关禁止性规定要么在所列举的禁止情形后缺乏兜底式概括性规定，要么仅有概括性规定而未列举具体禁止情形。

人情礼成风貌似民风异化，实则党风、政风扭曲的结果。唯有明晰正常人情识别规范以划定人情边界、确立多元化敛财监督规范以充实防范手段、健全干部选拔任用规范以瓦解山头主义，方能为破解领导干部人情泛滥的监察困境，提供更具针对性地规范指引。

可就风俗习惯所涉事项予以区分，传统节日可适用前述正常人情礼量化标准，选举、任职等其他事项则一律绝对禁止。[14]相关规范设定面对非正当的异化规制事实，同样需完成相应的规范补正以回复其应有的规制取向。

六、健全干部选拔任用规范以瓦解山头主义 健全干部选拔任用规范即是针对山头主义下领导干部的塌方式腐败，完善相应的干部挑选、使用规范设定，以防范任人唯亲、临时动议任免干部等现象出现。[22][意]贝卡里亚：《论犯罪与刑罚》，黄风译，中国方正出版社2003年版，第83页。